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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关羽失荆州背后:指挥不当致地失人亡

发布时间:2021-04-03  来源:悠悠千古事 点击次数:

  笔者日前拜读了蒋星煜先生在《新民晚报》上所撰的《刘备联孙拒曹有始无终》一文,颇受启发。但又感到关羽失荆州不仅仅是孙刘联盟有始无终的问题,蜀失荆州之事颇为复杂,内中既有关羽本人的问题,又有诸多隐情曲折鲜为人知的史实。今余不揣浅陋,兹据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钩沉索隐,一者公诸同好,二者就正于蒋先生。

  关羽指挥不当,终致地失人亡

 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,使荆州军处于主动地位。在此情况下,关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,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,“有必破之势”,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,反而分兵南下,渡过汉水,“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”,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。使本来兵力就不雄厚的荆州军更加分散,结果是樊城也攻不克,襄阳也打不下,导致军卒疲惫,士气低落。

 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,“天霖雨十余日,汉水暴溢,樊下平地五六丈。(曹)仁人马数千人守城,城不没者数板。”关羽在这样有利条件下,都不能攻破襄樊,到了十月旱季,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。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,作地道及箭飞书与(曹)仁,消息数通。”这就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,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曹军而不利于关羽军的变化,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已失去意义。况且,曹操已将孙权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。如果此时,关羽能迅速返师回救江陵,则荆州可保,羽军可全。可惜,关羽不能判断战场形势的变化,“犹豫不能去”,致使荆州军不仅受挫于徐晃,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。

  关羽所犯的致命错误,是其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,不顾一切,冀图夺回南郡。江陵、公安并非羽军战败而丢失,而是傅士仁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,吴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,未损一兵一卒,士气正旺。更为愚蠢的是,关羽在退还江陵的途中,还“数使人与(吕)蒙相闻”,责问其违背同盟。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,“厚遇其使,”并使其“周游城中,家家致问,或手书示信。”使者回营后,羽部下“私相参讯,咸知家门无恙,见待过于平时,”遂使“关羽吏士无斗心。”

揭秘关羽失荆州背后:指挥不当致地失人亡

关羽

  《江表传》称:“羽好左氏传,讽诵略皆上口。”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关羽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例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公元前482年,“吴王(夫差)北会诸侯于黄池,”越王勾践乘虚派兵攻入吴都,“虏吴太子友,……吴人告败于王夫差,夫差恶其闻也。或泄其语,吴王怒,斩七人于幕下。”夫差诛杀信使灭口,所为何来?很显然,为的是怕走漏消息,动摇军心。关羽如果稍有头脑,封锁消息都来不及,何至于派遣使节至吕蒙处。关羽所率的数万大军在返师途中并未被吕蒙攻击,而是边走边溃散,等到走麦城时,“兵皆解散,尚十余骑。”这是何等拙劣的军事指挥,可见朱大渭先生评价关羽是“千古名将独一人”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
  关羽与部属的关系

 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,同东吴关系不断恶化,最终反目成仇,那么他与部属的关系又如何呢?关羽北攻襄樊,留守江陵与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。然而,关羽同这二员承担守御大本营重任将领的关系极为糟糕,并由此酿成糜芳、傅士仁叛变投敌,拱手献城于吕蒙的惨祸。

  《关羽传》载:“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,将军士仁屯公安,素皆嫌羽轻己。羽之出军,芳、仁供给军资,不悉相救,羽言‘还当治之’,芳、仁咸怀惧不安。于是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可见,由于糜、傅二人的叛变,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。

  其实,关羽北攻襄樊前,并不敢掉以轻心,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。首先,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,恐(吕)蒙图其后故也。”其次,关羽在江陵、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“屯候”,一旦发现敌情,即可举火,施放狼烟。第三,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,为防范吴军的进攻,大筑江陵、公安二城,将其建成内外套城,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。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,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,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。所以,尽管吕蒙巧施计谋,“使白衣摇橹,作商贾人服,昼夜兼行,至羽所置江边屯候,尽收缚之,是故羽不闻知。”但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作注曰:“屯候虽被收缚,使糜(芳)傅(士仁)无叛心,羽犹可得闻知也。”可见,只要糜芳、傅士仁坚守城池,不投敌叛变,关羽迅速返师,与江陵、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,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。

  那么,糜芳、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?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,兵临城下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“与羽有隙”、“素皆嫌羽轻己”。关羽既然瞧不起糜、傅二人,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。虽然糜、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(糜芳是刘备的妻兄,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),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,要有容人的气度。刘邦灭楚,靠萧何主持关中,刘秀成功,靠寇恂主持河内,曹操统一北方,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。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。刘邦在成皋、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,“数使使劳苦丞相”。为的是笼络萧何,以免他心怀反侧。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,令“芳、仁供给军资,”芳、仁没有及时将“军资”运往前线,关羽就大发雷霆,宣称“还当治之。”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“有隙”的糜、傅二人更加“怀惧不安”,一旦形势发生变化,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。

  前引《关羽传》云:“于是(孙)权阴诱芳、仁,芳、仁使人迎权。”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,即孙权除了“阴诱”糜芳、傅士仁之外,还有没有“阴诱”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?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,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。

  潘浚是荆州武陵人,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,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。“备入蜀,留典州事,”公安是荆州的治所,既然“留典州事,”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。傅士仁于公安叛降,如此大事,必有同党参与,一起策划。同党为谁?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,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,职责甚重,没有他点头赞同,傅士仁是不敢轻率“迎权”的。对此《三国志集解·潘浚传》引用王懋竑之语:“按潘浚为昭烈(刘备)治中,又典留州事。责任盖不轻矣,与士仁共守公安,士仁之叛降,潘浚岂得不知之?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,可乎?……故浚当与糜芳、士仁同,(杨)戏之讥贬自不为过?”所谓“杨戏之讥贬”是指杨戏所撰《季汉辅臣赞》之语:“潘浚字承明,武陵人也。先主入蜀,以为荆州治中,典留州事,亦与关羽不穆。孙权袭羽,遂入吴。”从中可知,潘浚“亦与关羽不穆”,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、傅士仁是一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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