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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“贬官人生”:历仕四朝,频频被贬,从不丧志

发布时间:2020-04-16  来源:悠悠千古事 点击次数:

  苏轼的命不好,主要是官运差。他一生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却频频被贬,贬地十多处,从仕四十年,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贬地度过。

  他二十一岁便和十九岁的弟随父进京赶考,中同榜两进士。他最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,将他的应试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献给宋仁宗。宋仁宗看后不禁击节叫好,竟开金口预言,苏轼有堪当大任之相才。

  自古“君无戏言”,皇帝的金口一开,苏轼已基本被定性为未来宰相的培养对象,满朝文武自然对他刮目相看。不过命运好像总爱与他开玩笑,让他有宰相之才,却无宰相之命。

  

 

  当他名动京师,正要大展身手之时,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,两兄弟随父回乡奔丧;待守丧期满再回京,已是嘉祐四年。被凉了几年,想入仕只能再考。嘉祐六年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也是一考即中,且还得了个“百年第一”。

  现任皇帝宋英宗对苏轼也是赞赏有加,也想委以重任。但当朝宰相韩琦不知是何居心,却说苏轼太嫩,还需历练几年才堪大用。苏轼的运气也实在是差,当他到地方任“判官”历练四年回朝后,父亲苏洵竟病逝,只好和弟扶柩还乡,守孝三年。他又一次失去了从仕良机。当他三年之后还朝,曾给过他许诺的韩琦已不是宰相;宰相变成了实施新法的王安石。

  他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法颇不以为然,曾两次给神宗上书,全面批评新法。他说:“今日之政,小用则小败,大用则大败,若力行而不已,则大乱随之。”

  

 

  对他极度不满的变法派嫌他碍事,竟诬蔑他扶父丧返蜀时贩运私盐。心若明镜的苏轼,无一言自辩,自请离京外放。

  不料这一放就是六年。他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做官期间,革新除弊,颇有政绩。比如开凿两条河,使西湖免于淤塞;修了一条长三十里的大堤(即现今的苏堤),扩大了湖面等。很难想象,若没有西湖,是否还有后来闻名天下的富庶杭州?

  由于他对新法采取不同态度,于民有利就推行,否则就公开拒绝执行,这使他成了新党的“眼中钉”;不过给他带来灾祸的,是对那些靠投机新法起家之人的嘲讽。如他在《湖州谢上表》中说:“知其愚不适时,谁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

  那些被剌痛的“投机家”,纷纷群起弹劾苏轼,结果苏轼被捕入狱103天,差点被砍头。这就是北宋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
  

 

  可以说,“乌台诗案”后被贬,是苏轼的一次重大人生转折,因他从此开始了他的贬官生涯。哪怕后来哲宗继位,启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,被召还朝的苏轼,因既反对新法派,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,主张参用所长,结果遭到新旧两派攻击,照样难安于朝,难逃频频被贬的命运。他最远的贬地是儋州。

  在贬地和朝廷之间往来奔波,就是苏轼仕途生活的写照。他在《定州谢到任表》中无奈地说:“筋力疲于往来,日月逝于道路。”

  对于自己的“贬官人生”,苏轼在晚年自题画像时自嘲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,惠州,儋州。”

  在一个腐朽的王朝,哪怕是旷世奇才,也注定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苏轼官运不亨通,命运多舛,只因生不逢时,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然而,尽管仕途坎坷,人生多艰,苏轼却从不失“奋厉之志”;哪怕频频被贬,流落海隅,他也始终遵循“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”的仁政思想,坚守本心,保持豁达的人生态度,令人敬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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