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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著名哲学家家周敦颐的生平简介,周敦颐的人物事迹

发布时间:2018-07-06  来源:悠悠千古事 点击次数:

  天禧元年(1017年),周敦颐出生。周敦颐有一个大他十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周砺,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姐姐周季淳,还有一个小他四岁的弟弟周敦贲,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极好。

  天圣二年(1024年),周敦颐8岁,其父病逝三年后,与同母异父之兄卢敦文随母投靠衡州(今衡阳)舅父、龙图阁学士郑向,因他聪慧仁孝,深得郑向喜爱,又酷爱白莲,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(今衡阳市二中)构亭植莲,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。现为濂溪周氏宗祠(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处)。

  天圣六年(1028年),还不到十八岁的姐姐周季淳因病早逝了。两个月后的一天,周敦颐八岁的弟弟周墩贲又因病夭折。

  月岩悟道

  天圣七年(1029年),十四岁的周敦颐请示父母,在仆人周兴的陪伴下,带着简单的生活行李,带着许多书本,揣着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,奔向月岩,专心读书思考。

  千里投亲

  天圣八年(1030年),周敦颐十五岁这一年,父亲因病去世了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旅途奔波,周敦颐跟着母亲终于来到了舅舅郑向家。

  景祐三年(1036年 ),郑向依据官衔,按照惯例,可得到朝廷的恩荫,准许一名子弟出来做一名小官。爱之如子的舅舅将这个机会给了他,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,就在同一年,周敦颐娶朝廷兵部职方郎中陆参之女陆氏为妻。

  景祐四年(1037年),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,周敦颐离开衡阳随舅迁润州丹徒县(今镇江市丹徒区)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舅舅、母亲相继去世,周敦颐按照母亲的遗嘱,把她安葬在润州,与舅舅郑向为伴。之后,周敦颐便在润州鹤林寺守丧,期间见过范仲淹。

  初入仕途

  康定元年(1040年),周敦颐二十四岁,三年守丧期满,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。

  庆历四年(1044年),吏部来分宁考核,周敦颐得到广泛好评,二十八岁的周敦颐开始了他仕途的第一次升迁——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。

  兴教办学

  庆历四年(1046年),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县令年期间,最突出的政绩是兴教办学。一来郴县,周敦颐就在公务之余,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讲学。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(今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)认识了周敦颐,见他“气貌非常人”,与之交谈,更知其“为学知道”,同他结为朋友,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、程颐送至南安拜其为师受业。

  庆历四年(1046年)冬,升移到郴州的桂阳任县令(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)。

  皇祐四年(1050年),被改任为郴州桂阳令,继续兴教办学。

  至和元年(1054年),改授大理寺丞,知洪州南昌县(今江西南昌)。到任时,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,就高兴地说:“他是可能明辨是非安宁刑狱的人,我们这些人找到诉说的人了。”(选自《宋史·道学一》本传)

  嘉祐元年(1056年),改太子中舍,签书署合州判官,共计五年。一年后生下长子周寿。不幸的是,儿子不到一岁,妻子陆氏便病故了,

  嘉祐四年(1059年),太常丞蒲宗孟从合州经过,与周敦颐交谈三日,既投缘又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,旷达潇洒。就在第二年,把自己的妹妹蒲氏嫁给了周敦颐。三年后生子周涛。

  论道王安石

  嘉祐五年(1060年)六月,周敦颐从合州(今重庆合川)解职回京,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。他们相互间仰慕已久,在京城,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,周敦颐应邀造访了王安石。王安石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,相见恨晚。以至于周敦颐离开了,他还久久地回味着、感慨着,忘记了睡觉和吃饭。他们这次的聚会和交谈,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。

  庐山结缘

  嘉祐六年(1061年),迁国子监博士,通判虔州。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,知道他要经过江州,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,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,邀他一起游庐山。

  千古绝唱

  嘉祐八年(1063年)的5月,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。兴之所致,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。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119字的散文,就是名传后世的《爱莲说》。

  执政为民

  治平元年(1064年),移任永州通判。

  熙宁元年(1068年),转虞部郎中,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,次年移知南康军。

  熙宁三年(1071年),转为虞部郎中,提升广南东路提点刑狱。次年,领提点刑狱事。 周敦颐在广东提点刑狱的职位上干了不到一年。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勤政的他四处巡按,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。

  归隐庐山

  熙宁五年(1072年),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,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,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。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“濂溪”。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。

  熙宁六年(1073年)六月中,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,终年57岁。

  2主要成就

  思想贡献

  一、哲学思想。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“诚”字。“诚”是他关于天道、人道、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。“诚”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。在周敦颐看来,“诚”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,是宇宙的本体,即天道本体论。在《太极图说》中,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,而其源都是太极,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,也就是把人的道德、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、阴阳五行的过程,这样,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。“诚”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。周敦颐如此推重“诚”,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。他发挥了《中庸》关于“诚”的思想,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,建立了以“诚”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。

  二、教育思想。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,一是“教人向善,进德修业”的教育目的。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。二是“六经为主,以诚为本”的教育内容。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,始终将“诚”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,反复阐述,在《通书》中“诚”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。三是“自学为主,重在启发”的教育方法。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,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,采用学生自学为主,特别注重启发原则。

  三、社会政治思想。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。一是德治。体现在修圣德、重师道、推礼乐三个方面。修圣德,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,“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”,仁义修而万民感化。重师道。周敦颐认为,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,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:“师道立则善人多,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”推礼乐。周敦颐认为:“礼,理也;乐,和也。”礼的实质在于理,“理”的本意在于治。二是刑治。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。在周敦颐看来,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。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,主要是以政养万民,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。他主张“慎刑”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。

  理学思想

  周敦颐在治学中,提出许多新问题,并作出新的论断,把儒学推进了一步。他所提出的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,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,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。南宋理宗时,诏从祀孔子庙堂,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。

 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。

  在当时儒、佛、道合流的形势下,从对于《老子》的“无极”、《易传》的“太极”、《中庸》的“诚”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,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“无极”、“太极”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,周敦颐确有“发端之功”。二程的“扩大”,朱熹的“集大成”,就一定意义说,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、系统化而已。

 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,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《太极图》、二百多字的《太极图说》和不满三千字的《通书》。

  一实万分

  周敦颐通过“一”与“万”的关系问题,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他说:

  “二气五行,化生万物。五殊二实,二本则一。是万为一,一实万分。万一各正,小大有定。”(《通书》)

  “万”指事物的多样性,“一”指多样性的统一性。“是万为一”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。“一实万分”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。总起来看,他认为,“万物”是从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,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,阴阳二气又是从“一”变化而来的。他所谓“一”,就是《老子》的“无极”和《易传》的“太极”。把“无极”和“太极”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,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,显示周敦颐“合老庄于儒”、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。

 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“一”与“万”的统一关系。一方面,从一到万、从本体到现象: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,动极而静,静而生阴,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,互为其根。分阴分阳,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,而生水火木金土。五气顺布,四时行焉。”其公式为:无极(太极)→阴阳→五行→万物。另方面,从万到一,从现象到本体:“五行一阴阳也,阴阳一太极也,太极本无极也。”其公式为:万物→五行→阴阳→无极(太极)。把两者结合起来,就是:

  “无极之真,二五之精,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,化生万物。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”

 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,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(“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”)、阴阳五行学说(“二五之精”)的思想资料,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(太极),贯彻的是老子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的哲学路线。不过,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,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。一方面,“无极而太极”,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,但无中涵有,其名为太极。因此,无极不是绝对的空;另方面,“太极本无极”,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,但有本于无,其名为无极。因此,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。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、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,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,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、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,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。

  太极生阴阳

  为了论证“一实万分”的本体论,周敦颐他还以“诚”、“神”、“几”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,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:

  “太极动而生阳,动极而静,静而生阴,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,互为其根。”(《太极图说》)

  “寂然不动者,诚也;感而遂通者,神也;动而未形、有无之间者,几也。”(《通书》)

  “动而无静,静而无动,物也。动而无动,静而无静,神也。动而无动,静而无静,非不动不静也。物则不通,神妙万物。”(《通书》)

  周敦颐用“物则不通,神妙万物”的动静观解释了“太极生两仪”的古老命题。他用太极的“一动一静”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。所谓“生阴生阳”、“分阴分阳”,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、分化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太极的“一动一静”,即如果没有“无极(=太极)之真”,那末,即使有“二(二气)五(五行)之精”,也不能“妙合而凝”,产生万物。因此,把“万物生生,而变化无穷焉”这两句话与“物则不通,神妙万物”联系起来看,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“变化无穷”、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。这就在“万物”、“五行”、“二气”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——无极(或太极)。

 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。二程的追问“所以阴阳者”,朱熹的追问“所以变通者”,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,为“形而上之道”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。

  主静立人极

  《太极图说》的起点是“无极而太极”的宇宙本体论,

  周敦颐楷书《无欲故静》其终点则是“主静立人极”的封建伦理观。

  首先,“无极而太极”自我运动的结果,最后产生了“得其秀而最灵”的“人”( 《太极图说》);而“天下之众,本在一人”(《通书》)。这个众人之秀的“一人”,由于掌握了所谓“仁义之道”,就可以使“天道行而万物顺,圣德修而万民化。大顺大化,不见其迹,莫知其然之谓神。”(《通书》)这个“以仁育万物,以义正万民”的“圣人”,就是代表“妙万物”的“太极”来统治社会的。因此,被周敦颐神圣化、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“太极”,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。

  其次,太极的“一动一静”掌握了“化生万物”的枢几,使“二气”、“五行”、“四时”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“妙合而凝”、“变化无穷”。与这种“妙合”相应,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,也是“阴阳理而后和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,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” (《通书》)这种“合理性”, 周敦颐叫做“万一各正,小大有定” (《通书》)。在自然界,万物(“万”)与太极(“一”)各有其应处(“正”)的地位;在社会上,统治者(“大”)与被统治者(“小”)也有其不移(“定”)的等级。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“不和乃和”、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的“理”。

  最后,正因为人是“得其秀而最灵”,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。如果“民之盛也,欲动情胜,利害相攻,不止,则贼灭无论焉。”(《通书》)因此,他提出了三字诀。一曰“定”,就是“定之以中正仁义”,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,“俾人自易其恶,自至其中” (《通书》)。这就是所谓“存天理”。一曰“主”,就是“主静”,因为“欲动情胜”是不可收拾的,只有“主静”、“慎动” (《通书》),才能深入考察“动而未形有无之间”的“几”(苗头)。这就是所谓“灭人欲”。一曰“立”,就是“立诚”,因为“诚”既是“万物资始”的宇宙本体,也是所谓“纯粹至善”的先天本性(《通书》)。只要掌握了“诚”,就掌握了“五常之本,百行之源” (《通书》)。这样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,诚斯立焉。”(《通书》)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,诚心一立,人极也就立起来了。

  太极无极

 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,融合道学,间杂佛学,提出"太极而无极"的宇宙生成论。他认为,无极(无)生太极(有)。太极能动能静,动则生阳,静则生阴。动之极则走向静,静之极又回复为动,一动一静"互为其根"。阴阳生两仪(天地)。再阴变阳合: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。五行之气流动,推动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运转。故五行统一于阴阳,阴阳统一于太极,太极本原于无极,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。阴阳二气与五行之"精"巧妙凝合,又形成男女。变化无穷的万物中,人得天地之"秀"而为万物之灵。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,则呈现恶与善,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。

  至诚主静

 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,又提出"至诚"和"主静"的道德论。他认为,人性有五品,即刚善、刚恶、柔善、柔恶和中;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,其余诸品皆有缺陷。只有达到"至诚"境界,人性才能完善。因为"诚"源于宇宙的本原,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。是五常(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)的根本,是行为的渊源,是圣人立身之德。达到"诚",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,成为圣人。为达到"至诚",提出"主静"的修养方法。让人们惩忿窒欲,迁善改过,从寡欲达到无欲。无私无欲,便成为至圣。这样的圣人,便可与天地之德、日月的光明、四时运行之序、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。

  他还从道德论的角度,阐述礼乐。认为礼就是理(条理),阴阳有理而和,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、兄兄弟弟、夫夫妇妇,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。乐就是和,阴阳理而后和,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。故要先讲礼、而后读乐。在圣五制礼法、修教化、三纲正、九畴叙、百姓大和之后,乃可作乐。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,故乐声应"谈而和"。使人不起欲念,心如死水。乐声淡、乐辞善、可移风易俗。妖声艳辞,则败坏风尚。古圣人作乐,以宣畅和心,使天地和、万物顺,感动神祗、鸟兽。

  文以载道

  周敦颐提倡"文以载道"。强调文辞是艺,道德为实。笃其实而书之,美则爱、爱则传,贤者得而学之,是为教化。不务实,虽业师保勉,人也不学。不知务道德,而专以文辞为能,是"虚车",实为弊端。

  明慎用刑

  周敦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"顺化"。指出圣人在上,以仁育万物,以义正万民。圣人修仁义之德,万民才能接受教化,化而为善。同时,也强调刑罚,认为天以春生万物,以秋成万物。故圣人法天,以政养万民,以刑治世。但要"明慎用刑"。主刑者,掌握人的性命,不可不慎,要中正明达。

  倾向改革

 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,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。天下形势极严重,则不可挽回。认识形势严重,要靠力量挽回。认识不早,力量不积,则无力与人竞争,是天意。不早认识,不积蓄力量,不用力挽回形势,则是人事问题,不能怪天意。故政治上倾向改革,称赞新政。

  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,强调尊师重道。指出师道立,则善人多;善人多,则朝廷正,而天下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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